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怀着喜悦与自豪的心情，在这里举行俭朴的聚会，庆祝中国政法大学建校55周年。在这个令人激动且难忘的时刻，我谨代表学校向出席今天庆典的罗豪才副主席及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母校发展，并为母校赢得声誉的广大海内外校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向播洒汗水与辛劳的历代法大开拓者、建设者以及现在正耕耘不辍的全体教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关心和支持法大发展的上级领导机关、兄弟院校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55年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一批创业者，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双层背景下，开始了新中国政法专门教育事业的拓荒工作。正象美国耶鲁大学的一批教师，离开耶鲁去创办普林斯顿大学一样，这些创业者们带着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已凝练的传统，创办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这些令我们永志不忘的创业者是：钱瑞升、王铁崖、费青、吴恩裕、曾炳钧、龚祥瑞、楼邦彦、芮沐、黄觉非、严景耀、雷洁琼、张锡彤、徐敦璋、汪瑄、阴法鲁、杜汝楫、朱奇武、程筱鹤、余叔通、张国华、张子培等。这些令我们后辈学人仰视的学术星宿代表着五十年代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大学科的最高水平。新诞生的北京政法学院因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名师而自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是这些大师和先哲们创造了我校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北京政法学院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政治家成长的摇篮，法律家培养的基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干力量。

八十年代初期，历史的重任再一次降负于我校肩上。1982年，邓小平同志指示：抓紧筹办中国政法大学，把它办成中国政法教育的中心。1983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将筹办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专题进行布署，邓小平同志亲自为我校选任校长。中央批准我校一校三院建制，使我校获得了当时全国高校最高规格的配备。我校研究生院的设置成为全国首批，法学研究生教育因之也开新中国的先河。我校独创的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师组制，吸纳了当时首都法学教育界的所有学术精华，北大、人大、社科院法学所的名师们几乎都兼职于我校的导师组工作，全国的法学名家云集于法大的讲坛之上。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法学博士序号1、2、3均出自我校。三院中的进修生院——后改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1997年又并回到中国政法大学，继承了五十年代由彭真同志任校长的中央政法干校的传统，承担着政法系统中央党校的使命。在其存在十余年的历史中，一大批像肖扬同志这样杰出的公、检、法、司及政法委系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接受过她的洗礼。而本科生教育，则开始拥有全国最优秀的生源，成为莘莘学子向往的法学圣地。此时的中国政法大学，是55年历史上最受中央及党和国家重视的时期，也是我校成为全国名校的开始时期。这一时期是我校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学校的隶属关系由司法部改为教育部。由此，中国政法大学由过去的行业性办学改变为按高等教育的主流标准办学，学校一下子从行业的龙头翘楚降为综合势力排名的末端最后，甚至连“211工程”建设也被排除在外。面对挑战，法大人再次发扬不甘人后、艰苦办学的传统，奋起直追，将压力变为动力，通过更新理念，调整定位，重组学科，改革体制，短短五年，学校实现了由单科性向多科性，由教学型向教学科研型，由行业性向开放性的历史性转变。通过实施“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本位”的理念，以及“学术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依法治校”四大战略，学校实现了诸多跨越式发展：学科——由2001年的五个博士学科点发展为今天的十九个博士学科点；学术势力——承担国家级课题的数量及人均科研经费均已进入全国前十名；国家级教学科研基地由1个发展为4个；学术队伍——由过去的430名教师发展为近1000人，其中博士学位人数由过去40人增长为近500人；社会影响力——政府、学术、社会三大评价体系中的名次均大幅前提。尤为可喜的是，在法学的十个二级学科中，我校具有优势地位的已占半数以上，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后培育的新的学科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非法学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学科、经济学科、哲学学科等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了博士授权。博士、硕士的研究生教育已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目前的法大是有史以来综合办学势力最强的时期。我们拥有三大骄傲：第一、我们拥有中国一流的生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在来校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后曾评价：这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法科学生。第二、我们拥有世界最大的法学家集团，拥有中国一流的师资。在我们一千名师资中，有五百余名是法科出身。教师中有像江平、陈光中、张晋藩、李德顺、王名扬、潘汉典等造诣高深的学术大师，也有像巫昌祯、罗大华、何秉松、廉希圣、董璠舆、宁致远、曹子丹、徐杰、吴焕宁、罗典荣、杨荣新、王康、郭翔、黄道秀、杨鹤皋、张俊浩、高潮等在各自领域里独领风骚的名家，还有像方流芳、樊崇义、王牧、蔡拓、乐国安、朱勇、张桂琳、王卫国、卞建林、马怀德、朱维究、蔡定剑、王人博、郑永流、舒国滢、莫世健、米健、徐世虹、王传丽、赵相林、周忠海、赵旭东、王灿发、丛日云、郭世佑、单纯、杨帆、席涛、刘纪鹏等杰出的学科带头人，还有像刘广安、费安玲、张楚、廖美珍、张凌、夏吟兰、张树义、李曙光、崔永东、林乾、金仁淑、金雁、文兵、方尔加、孙选中、李凯林、杨阳、潘小娟、刘俊生、李立、杨玉圣、常林等在特色领域里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骨干，还有像曲新久、薛刚凌、许传玺、应星、张中秋、时建中、李程伟、李永军、龙卫球、薛虹、齐延平、王涌、张生、宋建武、王万华等学科新秀与青年领军人物。尤应一提的是，在我们的师资队伍构成中，有四十多位是从海外取得学位回国执教的，他们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中美法学院十二位教师，清一色来自美国的名校。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法大的学术生态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现正呈多样性良好发展势态。第三、我们拥有中国最丰富的法学图书资料，现已建成规模中国居先、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的法学专业图书馆。现有的馆藏书量达120万册，其数量与哈佛大学法学图书馆等量齐观。从学校的整体发展来看，法大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期，学校已由过去的“行业队”跃升为“国家队”。

总结我们的历史，所有的法大人都感到无比自豪。五十五年来，我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四方面的突出贡献：其一，培养了近二十万名校友，他们正以领袖和骨干的身份支撑着国家的政法事业。在我们的校友名录中，有像彭真、谢觉哉、雷洁琼、刘复之、热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像邹瑜、李至伦、张耕、强卫、韩长赋、袁纯青、王巨禄这样的部长、省委书记、省长；更有像王家福先生、郑成思先生、王保树先生、马骏驹先生、储怀植先生、王裕国先生、陈明华先生等学界领袖。青年校友的代表像袁曙宏、胡建淼、陈卫东、贺卫方、陈瑞华、高鸿钧、许章润、杨松等也正在为母校增添新誉。在我们文革前最后一届招生中，有一个班不足四十人，三十年后他们中有十余人担任了省高级法院的院长或省检察院的检察长。这个班级的成功是法大人才培养质量最好的例证。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政法大学时，给我们的评价是“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其二，参与了自52年起至今的几乎所有立法。从五四宪法起草时，钱瑞升院长担任顾问开始，直至刚刚制定的物权法，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专家组组长都由政法大学教授担任。法大参与国家立法的贡献是人所共认的。李铁映同志在视察政法大学工作后曾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是全国人大的得力工作助手。”其三，贡献学术思想与法律理念。从五十年代“法律平等”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及“法的本质”的再认识，再到“法治国家”的构成理论、“人权理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判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法大人总是扮演着理论策源地和推动力的角色。由法大教师担任主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讲座，人大常委会讲座，国务院的讲座，以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各省几大班子讲座每年均在数十起之多。教师近年来发表的学术文章达三千六百余篇，出版的学术著作达四百余部。各学科的一些创新性思想贡献，正改变着国家现有制度。推动国家政治进步和法治昌明，已成为法大人的当然使命。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价值哲学、人民币汇率研究、近代思想史、全球化问题，社会心理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宗教哲学、学术批评等也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其四，对外传播着中华法律文化，成为国家对外法律交流的代表性窗口。目前，我校接纳的外国法律专业留学生是全国最多的，每年我校派往海外留学的法科学生数也是全国最多的。世界上二十余个国家的七十余所学校与我校保持固定校际联系，各主要大国的代表性学校如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科隆大学、慕尼黑大学、罗马二大、巴黎一大、名古屋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都与我校有固定交流项目，学校实施的“学生海外经历”（四种经历之一种）计划正由过去的每年几十人扩张到几百人。中国与美国最早启动法律交流的“天普项目”，我校是发起人；中美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在华开过三次，其中两次是我校主办的；由我校主导成立了中美法律交流委员会并由我校担任中方主席。与港台的法律交流项目也肇始于我校；港台两地在大陆获得的各第一个法学硕士、博士学位均是我校授予的。我校独具特色的中美法学院、中德法学院已成为我校与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交流的两大管道，目前已开始产生国际影响。

在总结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时，首先使我们由衷起敬的是我们法大事业的奠基者。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故去了，但他们留下的办学传统仍在延续。他们点燃的学术薪火愈燃愈旺，我们永远缅怀他们。其次想到的是无数的建设者，这其中有历代在曲折与艰苦中办学的老领导，也有学校初创时在北大红楼清点文献的图书管理员；也有七九年复办时因校舍不足而为学生上课搭建帐篷的后勤职工，还有为昌平校区建设累病了的人们。他们创造了法大的辉煌，也为我校今天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永远保持着对贡献者的崇高敬意。

历史，始终是发展的起点。回顾历史，目的不在留恋过去，而在创造新的历史，而新的历史，就在我们现今的法大人手中。

学校规划：要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法科强校，实现“111工程”所确定的办学目标。

“111工程”中的第一个“1”，指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势力与综合竞争力上进入全国前十位。我们已经从五年前的六十几位跃升到目前的二十几位。“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知道今后十几位的提升难度会更大，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111工程”中的第二个“1”，指的是在学校的所有学科中，率先支持和扶植几个学科达到国内一流。一流的标志为：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有一流的创新成果，有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有同学科不可绕过去的公认地位。

“111工程”中的第三个“1”，指的是法学学科达到国内第一，实现规模、质量、实力与贡献四者皆为第一的有机统一。在成为国内第一的同时，参与国际法学领域的竞争，并成为世界知名的法科强校。

一所大学的魅力，不在于其学科的多寡，而在于她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特色。政法大学无意去争取十项全能的冠军，但我们有能力、有决心争取单项冠军。

实现上述“三一”目标的具体措施有：

第一、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4年时间调整学科布局，该步骤已基本完成。我们既不做单科性大学，也不做综合性大学，我们所作的选择是建设一所有独特优势与显著特色的多科性大学。学校今后的发展，不再进行规模与学科的扩展，学科要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第二步，用6-7年的时间，完成从教学科研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今后着力要提升的是教育质量。在稳定本科教育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最终达到本科生数量与研究生数量比是1：1或研究生数量高于本科生。人才培养上，兼顾各学科的不同特点，将创新力的培育与职业守成力训练并重，使我校学生成为具有领袖特质的杰出人才。第三步，用6-7年时间，实现开放性的办学目标，使法大成为一所高度开放性和国际化的大学，成为中国制度文化对外传播的主阵地。

第二、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将师资队伍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得人才者，得学科。创造一切条件，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实行培养与引进并举策略。法学学科以高水平单人引进为主，其他学科实行团队引进与单人引进并行。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力、才成其器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实施“小而美，特而强”的规划理念。校园建设立足于目前的两个校区，将其做成袖珍式花园，特色型校园。十一五期间，拟投入十三亿，彻底改造老校区，扩大其办学功能，改善教师及工作人员的研究、办公条件，使每位教师都有独立的研究空间。改善新老校区学生的学习环境与条件，实现让学生“接受最好的教育”理念。

第四、实施“海外计划”。其第一内容为从海外招聘名校最高学位获得者担任教师。第二内容为每年学校出资向海外派遣不少于50人的进修教师，鼓励教师获得海外学位。第三内容为制定配套措施，鼓励教师获得海外资助科研立项或共同研究。第四内容为设立海外留学基金，增加学生海外派出数量，使学生多一种经历，为其成才和成为国际型人才创造条件。第五内容为发挥中美、中德法学院、国际儒学院及拟建立的具有国际交流功能的其他学院作用，使其成为师生外派的主渠道。

第五、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治校方略，探索建立符合高等教育规律、以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为基本支柱的现代大学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本位”的理念内化为法大的主流文化，实现学校和谐。

各位领导、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五年前，在我们共迎法大五十华诞时，法大的改革刚刚开始。五年后的今天，法大已行驶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快车道上。只要我们始终把握住高等教育的主流意识，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为治校、兴校的第一要务，把“厚德、明法、格物、致公”作为我们的守则；只要能继续得到教育部、北京市及政法与社会其他部门的领导、帮助和支持；只要能得到校友的鼓励和关心，我们在校的全体法大人就一定能再谱发展的新篇章。国家正在实施“三国战略”，在“科技兴国”与“人才强国”两大战略的实现上，全国所有高校都在做着贡献，法大亦是如此，但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大则会做出独特的贡献，且这种贡献会大于任何一所大学。做我们能做而其他大学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法大永恒与伟大之所在。

最后，再一次感谢出席今天庆典的全体领导、嘉宾、校友和老师、同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