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新中国刚刚诞生、风云变幻的一九五零年夏，一位初出茅庐的长沙小伙背起行囊，奔向自己心驰神往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彼时的人们还并不知晓，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年，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度过随新中国法治的盛衰而起伏波澜的半生，艰难险阻历尽，成为我国法律史学界的元老，桃李天下。这位少年名为——杨鹤皋。

半生法大缘

1952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了院系调整，建立了许多单科性学校。其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组合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也由此成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50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杨鹤皋，同其他三所学校的许多同学一起，成为了新建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批学生，首度在如今法大学院路校区的地盘上安营扎寨。

1951年于北大孑民堂 （第二排左二：杨鹤皋）

在那个年代，搞“旧法”的教授们皆被学习政治的任务束住了手脚，学术上往往偃旗息鼓，导致师资力量的匮乏。当时的院领导为了培养青年教师，从学生中选拔了十人边学习边工作，从事类似于助教的工作，在完成自身学业的同时，也对同龄的学生进行辅导，杨鹤皋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基于这样的经历，1953年，作为北京政法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的杨鹤皋理所当然的走上了他在法大的从教之路。在当年的青年教师中，他是第一个站上讲台的人。并且，第一次授课的他所面对的，便是四百多近五百人的大课堂。杨鹤皋回忆到，当时虽然课堂的规模很大，但讲课效果却出奇的好，同学们学习的热情都很高涨。他还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实行的是大课堂授课、小课堂研讨的教学方式。其中，每个小课堂只有二十余名同学，由一位老师带领，既要进行提前准备好的命题发言，也会有相关的即兴讨论，保证了同学们的充分参与。至于考试，则为苏联模式，让同学们在众多试题中抽题回答，并接受老师的临场抽问。杨鹤皋说，这样的办法，对学一门课程非常有效，那一批的学生，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1954年后，北京政法学院也转为正规四年制的本科，杨鹤皋则进入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担负起“马列主义基础”这一课程的教授工作，一切的工作都看似步入了正轨。然而，好景不长，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的杨鹤皋被安排至校图书馆从事书籍整理工作，同那个年代伤痕累累的法大一起，经历了漫长的低谷期。

时光的马车缓缓驶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学校内部几百名“右派”都得以正名。提及这段时光，他颇为感慨的讲述到，1978年，停办了八年的北京政法学院终于得以在如今的学院路校区复建。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从简陋的工棚里，从没有一支笔、一张纸的艰苦条件下一步步走过来，才有了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

可以说，杨鹤皋的大半生与中国法律史学科紧密相连。自他1979年重回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至今已有36个年头，他以一人之力单枪匹马开设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为法大学科的恢复与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有今天的发展，其中包含着杨鹤皋老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

熬过了二十二年辛酸的杨鹤皋，伴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和发展，在51岁才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一步一步走向其学术事业的巅峰。1983年，杨鹤皋主持创建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点，招收并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研究生。1992年，他功成身退，开始了其老骥伏枥，笔耕不辍的离休生活。

由史及法的不断摸索

虽然杨鹤皋是北大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最大的成就也在于其对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空白领域的摸索与研究，然而，他的学术之路，却并非一开始就与法相关，而是先在史学中厚积，尔后才薄发于法学。

57年夏，党支部组织委员约刚工作岗位不久的杨鹤皋谈话，告诉他有希望入党的好消息，并鼓励其积极参与党的整风运动。可是一心想要入党报国的杨鹤皋还没来得及好好高兴一番，便紧接着因一篇发表在校刊上的《反正权在手，其奈我何哉？》被划为极右分子。这样一番大起大落对于一个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即使61年被宣布摘掉“右派”的帽子，“摘帽右派”的称谓，也时时提醒着追逐报国理想的不易。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场政治风波让杨鹤皋暂时远离了学校工作的同时，也为他开启了学术之门。被安排至校图书馆从事整理工作的杨鹤皋，面对着书架上卷帙浩繁的书籍，一颗求知的心再次燃起，“立言、著书”成了杨鹤皋发奋进取的目标。受外王内圣的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熏染，杨鹤皋意欲效仿古之圣贤，通经典，知历史，哪怕求不得名垂青史的功名，也要修成风度翩翩之君子。于是，杨鹤皋一头扎进了对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去。这一段时光，被他自己戏称为“地下研究”。因为当时“摘帽右派”并不允许从事学术研究，他只能暗地里偷偷进行一切的工作。幸运的是，当时的校领导明理识才，他们虽无力帮杨鹤皋摆脱窘境，却也从来没有因为“右派”之名就对其加以歧视与侮辱。正是这样，杨鹤皋得以才有了一段相对而言静心学术的时光，接触到许多历史资料，为后来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

（杨老师伏案工作中）

物质上的艰辛当然也曾让杨鹤皋感到过痛苦与煎熬。可每每松懈，他便以司马迁身受宫刑仍发奋著《史记》的故事自勉，告诉自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所有的磨砺，都只因天将降大任。而妻子方慧对家事的周到打点，也让杨鹤皋可以心无旁骛的专心于历史研究。当年，杨鹤皋的工资在维生之外并没有盈余；杨夫人在工资很低的《教师报》任见习编辑，又刚刚生完孩子。可即便家境艰难如此，方慧也始终站在杨鹤皋的背后，给他以理解与支持。

公道自在人心，学术上的成就不会说谎。当停办了八年的北京政法学院于78年复办时，得以正名、重新受到重视的杨鹤皋由历史入法学，单枪匹马开始了“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建设。他日以继夜的收集、整合资料，撰写了近十万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讲稿。紧随其后，又编纂出复校后第一部法律史教学参考书籍——《古代政法文选（上、下）》，小四十万字的书稿全凭手写。凭借着这种对司马迁著书精神的不断追逐，此后，杨鹤皋新作不断。时至今日，杨鹤皋老先生已是著作等身，真正实现了他著书、立说的人生理想。

热爱是一切动力的源泉。杨老年轻时就近视，到了晚年，近视就更加严重。在读书与写作的时候，他透过厚厚的框架镜片，几乎要将眼睛贴在书本、稿纸上。就这样，杨老仍旧漫游在浩瀚无际的国故黄卷中；就这样，杨老在一笔一划下书写出了学术和人生的高度。为了节省目力，他从来不看电视，就遑论使用电脑了，所以百万字的著述都是用手写完成。当谈及自己治学有成的原因，他这样概括：“心中的力量来自司马迁所树立的榜样，而生活上则感激妻子的支持，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看着厚重的手抄稿本，杨老深情地说，这里也凝聚了杨夫人方慧女士的心血。

提携后进，宽厚待人

三尺讲台，诲人不倦。谈及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感情，杨鹤皋引用了韩愈《师说》里那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老先生拿出老师站讲台的气场，颇为认真的解释说，他认为，“传道”之“道”不仅是一般的道理，还包含“为人之道”，即为师者还应该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在他心里，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而传道授业解惑，则是人间最美好的事业之一。

他说，在他从事教学工作的岁月里，他与学生的关系，大概可以用一句“师徒如父子”来概括。学业上，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尽可能多的传授给学生们，甚至，连其作业里文句不通顺的地方，都会亲自指导学生修改，并督促他们阅读类似的范文，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使其文笔能得到提升。而课堂教学之外，杨鹤皋还会每隔一两个星期便亲自到学生寝室里去探查，以期能及时了解学生们的情况。对他来说，学生，就如同自己的儿女一般。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学业有成。

2002年，在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法大授予杨鹤皋“元老教师”称号，谈到此处，杨老用“倍感欣慰”来形容当时的心情。的确，在教学岗位上奉献毕生的杨鹤皋，为法大的发展所付出的，其实远不止“元老”二字所能完全包含。而这样一位将教学视为“最美好事业”的杨鹤皋，也着实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后辈。高浣月、舒国滢、姜晓敏、李雪梅……这些在如今的本科生中备受欢迎的老师们，在他们的学生时代，竟都或多或少的师承杨鹤皋老先生，受到过老先生的栽培或提携。

（杨鹤皋先生与部分学生共庆从教50周年）

从严治学，质朴生活。在学术路径与方法上，杨鹤皋老先生对学生的提点更是秉持他一贯脚踏实地的质朴学风。他认为，治中国法律思想史，就是要把中国几千年来有关法律问题的思想理论挖掘梳理清楚，总结其规律和特征。浩如烟海的文献、千头万绪的理论、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都在等待法律思想史的学人去攻克。只有安心学问、甘于寂寞、着力于古籍文献，旁通目录、版本、金石、音韵、训诂之学，才能真正学有所成，不能动辄“推翻学科体系搞革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范忠信对杨老这一态度有着切身体会：“这些年，我没有侈谈方法论，没有追赶哈贝马斯之类的新方法，可能就是当年服药（范教授将杨老的教诲看作是治疗他当年热衷于学科方法革命的良药）的余威犹在之故。如果说这些年因为不赶时潮而有一点点研究成果的话，就是因为杨老师给我早早服药之力所致。”

然而，三十余载间，杨鹤皋老先生却亲眼目睹了法律史学科由 “傲视群雄”的显学变成“少人问津”的隐学，也无奈地接受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的现实，但他对这一学科的钟情与热爱并没有因之而有所减损。如今，八十八岁高龄的杨鹤皋早已不再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对学校的发展与变化也鲜能抽出精力去了解。然而，当接到学生记者的采访邀请、知晓其希望他能讲述一些自己与法大的故事的意图之时，老先生不仅欣然接受，还在学生记者们到来之前便准备好了各种相关材料。双手颤抖，连拿东西都很困难的老先生，甚至还亲笔书写了一整页其对学校教学改革方面的诚挚建议：希望让所有法学类的学生都有机会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方面的知识。他认为，只有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立足历代中国的法治思想，才能让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正称得上有中国特色。透过那一横一竖都不甚工整，却一笔一划都力透纸背的墨迹，大家仿佛能够看到老先生伏案写作时候的艰难模样，也看到老先生仍心系后生、心系法治、心系中国的关切。

采访结束时，老先生还执意要送两位学生记者下楼，即使百般婉拒，老先生仍选择了在北京清晨的微寒里，一直目送其走上电梯。

对于杨鹤皋老先生之“传道”、和对于学生的爱，在姜晓敏《提携后进，宽厚待人——记我的“编外导师”杨鹤皋》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总之，虽然我今生无缘成为杨老师门下的研究生，但是十几年来，我却有幸得到他这位‘编外’导师默默给予的最珍贵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名分，没有酬劳。从中我深切感受到的，不仅是他对我个人，对一个学界后辈细致入微的关怀，而且是他对整个学科、对本门专业那种深沉的热爱，对学术薪火传承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亦师亦慈父，杨鹤皋赢得了后生晚辈们的广泛爱戴。时至今日，他当年的学生们都时不时登门拜访，用行动来表达对老先生浓浓的敬意。

（实习通讯员/罗雨荔 记者/葛莹 编辑/陈睿）

采访后记：提着杨老先生赠予校报编辑部的两册《中国法律思想通史》走在返程的路上，感觉自己手中沉甸甸的，似乎拿着的不是书，而是老先生对后辈们的无尽关怀。握紧这一捧温暖的重量，我们诚挚的祝愿，杨鹤皋老先生能够身体健康，寿比南山；也祝愿杨老先生身上这一份中国法律人的风骨，能够在如今的法大，靠如今置身其中的师生们，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