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段时间在犹豫，觉得学习丢了这么长时间，不想参加高考。我母亲当时在外地住院，通过各种渠道托人传话，话说得很绝，要是我不参加高考，她就不回家了。”

“我认为学者的价值在学术本身，我的研究一般不直接与现实相联系。”

2023年10月12日，朱勇在中国政法大学办公室。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图）

在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中，现年68岁的朱勇算是年轻的。

1974年高中毕业，朱勇在园林场插了4年队，原以为会一辈子和果树打交道。

三年后，高考恢复，23岁的朱勇进入安徽大学政教系学习。如今，这个年纪或许已经本科毕业，但在当时，朱勇班里最大的同学已经31岁，别的系还有父子同时入学。用他自己的话说，“耽误了四年，但不算太久”。

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奏响，经济领域春潮涌动。1978年底，安徽大学将1977级政教系，改为哲学和经济学系。朱勇想调到经济系，未果。

后来，他继续在安徽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硕士学位，并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博士学位。

1987年6月，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正式决定，授予朱勇法学博士学位——学位证编号是“博87001”，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法制史博士，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培养的第一位法学博士。

2023年10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里，行人步履匆匆。走进朱勇的办公室，看到整面墙的书籍，时间仿佛又慢了下来。

在采访中，他两次提到，自己的经历比较平淡，希望能写得“低调一点”“平实一点”。

朱勇说，几年前，他接受了《（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法制史卷”的编写组织任务。他现在的愿望是，编写出一部真实再现中国法律演变的专门史，并得到法学界和史学界的共同认可。

“隐隐约约感觉到社会风向要变了”

南方周末：1974年，你18岁刚高中毕业，在合肥市郊区蜀山园林场插队。当时干了哪些活？

朱勇：主要围绕果树干活。包括给果树松土上肥、除草剪枝、打药排水、采摘看护等，果树季节性强，比农活还要累。

吃桃子的感觉很好，但夏天采摘桃子特别难受。衣服穿多了热；穿少了，桃毛沾到身上又很痒。桃园里树枝低矮，地上都是沟沟坎坎，只能弯着腰把一筐筐桃子扛出去。

不过，园林场聚着几百号年轻人，总能找出乐子。果子成熟时，需要24小时看管。如果值夜班，晚上8个小时都不能睡觉。有人来偷果子，大伙兴致高涨，分兵把守，力图把人抓住。没有人来偷，反倒觉得夜晚枯燥无味。

南方周末：在园林场待了4年，有机会看书吗？

朱勇：基本上没有我们喜欢看的书。有一些学习材料，一般也不太爱看。当时“批林批孔”，把孔子叫成“孔老二”，翻出他的言论以供批判。大家觉得孔子的话挺有道理，但听了专家分析，觉得专家说的也有道理。这才有兴趣读一读，读了之后跟人聊天可以显摆。

也有少数读物在私下流传，拿到书之后如饥似渴。比如《三侠五义》，讲的是包公和一干好汉行侠天下，这本书翻过的人太多，有几十页要么破损了，要么打着卷。

南方周末：想过自己还有机会上大学吗？

朱勇：插队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时也有工农兵大学生，但名额非常少，在我们农场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我的个性就两个字：随缘。我就觉得，既然大家都能承受得了，那就好好干，以后进入管理层就没有那么累了，还是有个盼头。

那时想不到那么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肯定就在农场干一辈子了。

南方周末：你从什么时候觉察到社会风向变化了？

朱勇：1976年年底，有一天我们正在水库会战劳动。高音喇叭突然转到了别的频道，放起了《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虽然杂音特别大，但旋律悠扬。好几百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安静地站在原地聆听。

当时，“文革”前的很多歌曲不能播放。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首歌怎么会播放出来？隐隐约约感觉到社会风向要变了。

正是在那个时候，新华书店开始卖《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但买书要排很长的队。知青里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家人在合肥市新华书店工作，我托她买了一套。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知道恢复高考消息的？

朱勇：1977年夏天，正是水果成熟的季节，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恢复高考，但私下里已有人在传。传得多了，大家就信以为真。在果园里，男青年上夜班，凌晨四五点下班后，先睡一觉，然后就复习看书。

我有段时间在犹豫，觉得学习丢了这么长时间，不想参加高考。我母亲当时在外地住院，通过各种渠道托人传话，话说得很绝，要是我不参加高考，她就不回家了。

一开始大家看书劲头并不太高，只觉得别人在复习，自己不复习不合适。1977年10月，《人民日报》正式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就全力以赴了，想改变现状。

我们农场有不少知青报名参加高考。后来很多人找各种理由请假。起初，农场要求知青一律不得请假，上班时间不准看书。但农场各级领导也比较质朴善良，他们也有孩子，理解我们高考的迫切心情，管理上还是有一定的宽松度。

本科上了哲学系

南方周末：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莫砺锋教授，和你经历相似，都曾在安徽插队，且都考入安徽大学，后来他成为第一位文学博士。他曾说，下乡之前野心勃勃，前3个志愿都填了清华大学，但在农村待了10年后，只敢填安徽大学。你觉得4年的插队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朱勇：报志愿时，眼界不够开阔，没有想到要去外省上学。我报考文科，感觉安徽大学就是认知范围内最好的学校，就报考了。后来得知，我的分数也只能上安徽大学。

安徽省1977年的高考，在12月10日至11日进行。春节后不久，就收到了安徽大学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快就要到大学报到，但春节假期后，我还是回农场二大队上班，觉得应该站好最后一班岗。

当时我们二大队有一部手扶拖拉机，每天从公共厕所收集粪便，给果树施肥。拖拉机后面的车斗坏了，大队书记让我送到修理厂维修。天寒地冻，车斗上残余的粪便都冻住了，修理之前要用热水化冻，再擦洗干净。这时我想，反正下周就离开农场，到大学报到了，就放下了这件事。之后，我开启读书、从教的学术生涯。不过，未能将拖拉机车斗修好，这件事长期是我的一个心结。后来，回农场看望当年的大队老书记，我还专门向他道歉。

我是幸运的。蜀山园林场作为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让我以积极、知足的原则规划人生，以善意、乐观的态度与人相处，受益良多。

南方周末：到了安徽大学后，为什么选择哲学系？

朱勇：填报志愿时，我报的是安徽大学政教系。大概是1978年年底，学校调整专业，将我们政教系77级学生，分别改作哲学和经济学。那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序曲已奏响，经济领域春潮涌动。同学们多数希望进入经济系，我也想调整到经济系。但可能是因为我的高考数学成绩不好，因此进入哲学系。

南方周末：大家学习的劲头怎么样？

朱勇：当时大家确实很珍惜时间。我们班同学年龄差距比较大，最大的1947年生人，最小的1962年出生，相差15岁。别的系还有父亲和孩子同时考入的。

晚上11点宿舍熄灯，很多同学到路灯底下看书。凌晨四五点，路灯灭了，食堂灯亮了。食堂窗外总有一排捧着书的同学。

2000年，朱勇（中）与硕士导师陈盛清（左一）、博士导师张晋藩（右一）在安徽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受访者/图）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1982年选择继续攻读硕士，而且硕士从哲学系跨考法律系，开始研究中国法律史？

朱勇：1982年1月，我本科毕业。那时学校统一分配工作，而且都是不错的单位。

80年代初，国家法制建设初步启动。大家都觉得法制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但对“法制”都说不清楚。越是这样，对法制越有期待，认为法律人才很有发展前景。我父母不明白什么是法制史，但他们知道我念的是法律，所以全力支持我报考中国法制史硕士研究生。

硕士三年级时，得知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招收中国法制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于是决定报名考试。

煮面条，谈学术

南方周末：1985年2月，你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博士，这所学校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朱勇：第一印象是法大人的规则意识。我刚来的时候，学校北门附近正在修三环路。有一次坐公交车，看到一位法大学生和司机就公交车的停车问题发生争议。司机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较真。但学生说司机不讲规则。

那时的人在经历“文革”后，规则意识普遍不强。法大学生的规则意识，让人耳目一新。

南方周末：你是中国政法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博士，是不是受到了“特殊优待”？

朱勇：学校给我和同门师兄郑秦、怀效锋，每人发了一台收录机，让我们学习外语。那时候收录机很贵，一台要四百多块钱。第二届博士生就不发了。管理层对我们很重视，但有点用力过猛，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应该给博士生提供什么样的学习条件。

我学习的语种是英语，学校觉得博士比硕士要高一个层次，和硕士生一起上课不合适，又很难单独给我们开外语课。于是让我去长春参加一个培训班，学习外语，费用报销。培训班收费很高，外教上课，学员住酒店。回到学校，不需要再考试，开一个培训证明就算外语课通过了。

南方周末：上世纪80年代，博士培养制度尚在探索阶段。你是张晋藩先生的“开门弟子”，他是怎么指导博士的？

朱勇：那时中国政法大学关于博士生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课时要求、阶段性考核等，尚无明确规定。整个培养过程，基本由导师本人全面负责。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师父带徒弟的师徒制。

我们读书时，张先生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时间安排非常满，但午餐时间是固定的。我们提议，让他工作日中午来我们宿舍，用电热杯为他煮一杯面条，打一个鸡蛋，一边吃饭，一边授课指导。师徒4人，关门私语，煮面条，谈学术，其乐融融。

虽然我硕士念的是法制史，但本科期间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学训练，法学的基本理论相对欠缺。张先生因材施教，认为我应当重视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让我旁听硕士生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课程。

另外，从导师到研究生院，都鼓励我们充分利用北京地区学术人才荟萃的优势。我们先后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等单位，选听课程，参与讨论，拜访名师。

朱勇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博87001”。（受访者/图）

南方周末：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清代宗族法研究》，当时没有法制史的博士论文借鉴参考。能不能谈谈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

朱勇：我的博士论文是硕士论文的延续。当时基础性的研究比较弱，很多研究都没有进行，选题不容易重复。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论文选题研究难度并不大，关键是要找到第一手的资料，就容易出成果。

在安徽大学读硕士期间，学校给硕士300元学位论文调查费。我用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跑了十几个省，主要任务是查阅各地族谱中记载的家法族规。那时在南方各省，族谱主要不是作为书籍，而是作为文物来管理的。因此族谱多存放在博物馆。各地族谱多已存世100至300年，纸张泛黄，布满虫眼，得小心翼翼地翻阅，不留神容易碎。这些原始资料之前都没人用过。两个月的时间，在十几个省的博物馆，我手抄了关于家法族规的几千张卡片。

读博士的时候，我花了大量时间在位于国子监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库、位于故宫西华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那时各个学术机构对于查阅资料的学生，都很友好。

“就学术谈学术”

南方周末：1980年前，世界上曾经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朱勇：有一次张先生给我们讲课，提到其他国家学者的中国法制史学术成果超于中国本土学者，而且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甚至没有中国学者参加。先生从学术责任的角度，希望我们奋发努力，改变现状，把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中心牢牢置放在中国本土学术界。先生这一番话语，让我们深受触动。

南方周末：有一种声音认为，与部门法相比，法制史不太有对现实的话语权。但也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史学要为现实作贡献，史学要参与社会的进程。你是怎么看的？

朱勇：关于历史研究，应该允许在目的与方法方面的多元化存在。可以注重联系现实，也可以注重学术本身。我看到，有些博士生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总是想如何对现实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我对学生的创新是鼓励的，但也会跟他们说，学者的任务首先是做学术，把学术问题理清楚。古代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有古代社会特定的背景条件。联系现实要恰如其分，顺理成章，不能过于牵强。

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一个刊物约稿，我将稿件寄去后，编辑发回专家审读意见。专家建议，希望我在文章中以我提出的观点为基础，联系一下当代社会现实。我回复编辑说，我的兴趣在于就学术谈学术，就历史谈历史。这位编辑很善解人意，接受了我的意见。

南方周末：学者或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象牙塔中做纯粹的学问，另一类有强烈现实关怀，你应该是前者？

朱勇：我认为学者的价值在学术本身，我的研究一般不直接与现实相联系。我们可以详细梳理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法律理论的发展过程，并就其规律、特色、作用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能够再现它们的真实状态，展现其在国家管理、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的真实作用，我们的学术目标就完成了。至于这一研究成果，能否在当代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中发挥作用，我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智慧，从中筛选分拣。

南方周末：人文学科的研究往往与学者的现实际遇和生命体验有关，是非常个人化的。你觉得过去的经历，对你的科研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朱勇：我的性格，属于守成型，开拓性有所欠缺。即便插队4年，物质条件较差，劳动强度较大。但在那4年，并没有不愉快的感觉。用现在的话说，对现状基本满足。

从1977年到1987年，连续读书10年，先后经历了考本科、考硕士、考博士三次选择。这3次道路选择，难度都不算太大。如果难度大，当时也许就退缩了。

自我评价，我的学术研究，批判性不强，创造性不够。

从“师徒制”到“师生制”

南方周末：当下的研究生教育，和你读书的时代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朱勇：我们读书时，是较为典型的“师徒制”。类似于传统社会手工作坊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其特点是个性化指导、综合性培养。张先生可以按照他自己对于青年学者的定位与期待，对我们进行个性化指导与综合性培养。指导的内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同时注重综合培养，学术研究的所有环节，包括阅读书目、论文选题、资料甄别、观点凝练、论文结构、文字表达等，先生都给我们详细指导。学术之外的社会交往、为人处世等方面，也多有涉及。

“师徒制”的培养方式更有利于因材施教，但解决不了规模化教育的问题。研究生扩招后，逐渐发展完善老师带学生的“师生制”。其特点是在教育过程中更注重标准化培养、数字化管理。

南方周末：和张先生的经历相似，2001年起你担任了近14年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标准化培养、数字化管理的“师生制”是怎样发展的？

朱勇：在这14年中，我们确实致力于研究生培养的标准化和数字化管理。例如，无论是博士生，还是硕士生，在6个学期的培养过程中，学生要读哪些书，听哪些课，完成哪些教学环节，培养方案中有统一规定，每一名学生都必须完成。博士生要修满多少学分，听几门课，提交几篇读书报告、学期论文、学年论文，进行多少天社会实践，需要正式发表几篇何种级别刊物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要达到几万字等等，都有明确的数字规定。

标准化培养、数字化管理的优点在于，培养结果可评估，培养过程可监控，特别是能够有效适应研究生规模化教育的新形势。

南方周末：你会在博士培养过程中，保留“师徒制”的风格吗？

朱勇：从1997年招收第一届博士生，我已指导培养八十余名博士生。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保留一些“师徒制”习惯。我招收的学生，其本科、硕士教育背景有法学，有历史，还有中文。对他们的培养，在完成数量化的规定动作之外，就需要补齐欠缺的知识结构。有些学生读书、研究能力较好，但社会交往有所欠缺。对这些学生，也需要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

南方周末：现在的学生很焦虑、很内卷，为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犯愁。你对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朱勇：现在年轻人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好的就业机会更加难得。个人的事业发展，既需要有良好的自我素质，也需要合适的外部机会。自我素质的培养与提升，无需多说。如何面对外部机会，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的理解，我曾给我的学生提出建议：积极进取，随遇而安。在规划自己的事业蓝图时，如果面对多个机会，应该积极进取，设计最佳方案，力争最佳选择。在选择机会较少、改变现状难度很大时，则应珍惜当下，随遇而安。在不同岗位，把本职工作做好，也能展示才华，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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